南靖县实验幼儿园党支部开展“庆七一•严明纪律守初心”主题党日活动

关帝文化产业园风动石前唱响渔歌(yúgē)。 东山铜陵关帝庙俗称“东山关帝庙”，2022年7月被中国侨联授牌“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(jiāoliú)基地”，2023年2月被国台办批准为(wèi)“海峡两岸交流基地”，可见这是非常特别的一座关帝庙。东山关帝庙建于东南所城，绾连海峡两岸，辐射东南亚，自元明(zìyuánmíng)至当代都(dōu)具有(jùyǒu)重要的文化功能。 东山关帝崇拜，追溯到唐总章三年（670年），陈政、陈元光(chényuánguāng)开拓闽南，关公香火随军奉祀并传入铜山(tóngshān)，东山人拜祀关帝已有1000多年历史。东山关帝庙的创建可追溯到明洪武二十年（1387年），江夏(jiāngxià)侯周德兴建铜山卫所用以(yǐ)抗倭，刻关公像祀之。 清代东山关帝庙列入官方祀典的记载颇晚。根据碑刻(bēikè)史料，清道光二年至道光四年(sìnián)（1822—1824年），东山关帝庙历时两年的重修，是(shì)由福建水师提督(tídū)许松年捐俸提倡的，东山的官、军、绅、士、商、旅各界人士捐金参与。《重修武庙记》中有申明“武庙”之意：“盖闻人心莫隆于忠义”“德必(débì)崇而功(chóngérgōng)必报(bìbào)”“兹列朝之享祀频仍，昭代之追封独懋，武庙之制所由广颁也”。由此，在清朝中后期，东山关帝庙获得了官方和民间的合力推崇。 《乾隆铜山志》记载东山的另一座关帝庙(guāndìmiào)为“兵营关帝庙”，即五里亭(wǔlǐtíng)关帝庙。清咸丰元年（1851年），东山关帝庙二十世住持僧空提曾予以重建。空提和尚还于道光二十六年（1846年）兴建铜陵(tónglíng)翠云宫，安祀东山出戍台湾殉难班兵灵位于(wèiyú)“义勇祠(cí)”，并祀奉(sìfèng)戍台班兵家眷吴氏碧娘“四命(sìmìng)妈”，对于安抚烈士亡魂、抚恤班兵家属有重要意义。1940年，五里亭关帝庙改建为“东山抗战阵亡烈士陵园”，其香火移奉于赤涂窟(chìtúkū)关帝庙。赤涂窟关帝庙也称“衙顶关帝庙”，坐落在铜陵水寨九仙山东麓的赤窟。 漳州地区的其他关帝庙，有的也和东山关帝庙渊源颇深。据《乾隆(qiánlóng)铜山志》载，“长泰瓷窑庙”和“云霄下港庙”都是从东山关帝庙请去香火，且云霄下港关帝庙与(yǔ)清康熙年间迁界(qiānjiè)有关。东山关帝庙的武庙功能和官方(guānfāng)祀(sì)典有着深厚的民间基础，与旁边的崇文书院，一为“武庙”，一为“文庙”，凝聚了东山人“崇文尚武”的理想追求。 在现存众多(zhòngduō)关帝庙中，东山关帝庙所体现的海峡同缘(tóngyuán)文化内涵丰富。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读—— 朝代更替 官祀不变。明郑时期，台湾建有(yǒu)多处关帝庙。据《康熙台湾县志》卷九《杂记志·寺庙》统计，清朝台湾早期兴建(xīngjiàn)的关帝庙有西定坊大(dà)关帝庙、小关帝庙及宁南坊关帝庙、永康(yǒngkāng)里关帝庙、长兴里关帝庙、保大东里关帝庙、澎湖关帝庙等。其中，西定坊大关帝庙有宁靖王所书(suǒshū)匾额“古今(gǔjīn)一人”。宁靖王即朱术桂(zhūshùguì)，连横《台湾通史》卷二十九有传称“十八年春三月(sānyuè)，经奉术桂渡台，筑宫西定坊，供岁禄”，民间有“宁靖王奉像入台南”的故事，认为是郑经从铜山携宁靖王等南明宗室撤至台湾。 大关帝庙在明郑时期具有官祀性质，在清朝也多次为(wèi)朝廷官员所(suǒ)重建，“康熙二十九年(nián)（1690年），台厦道(dào)王效宗修。五十五年（1716年），台厦道陈瑸重修。五十六年（1717年），里人鸠众改建”。 东山班兵(bīng) 崇祀军营。汪毅夫《清代班兵制与澎湖的“铜山兵”——东山县与台湾历史关系的一个侧面》一文详细论述了铜山兵戍守(shùshǒu)澎湖的历史。据林豪《澎湖厅志》（1893年）记载，早在明朝万历年间，为了防倭(fángwō)，铜山兵便开始参与澎湖的军防。清康熙年间，清政府完成台湾统一后，考虑到对台湾的治理和控制(kòngzhì)需要便建立班兵制，从(cóng)大陆派遣官兵(guānbīng)到台湾驻防(zhùfáng)，“以内地水师营分兵丁轮班戍守，三年一换”。 清代戍守澎湖的班兵主要来自厦门水师提标、海坛镇标(zhènbiāo)、金门(jīnmén)镇标、闽安协烽火营和铜山营。按照规定(guīdìng)，三年期满，由原营派同额兵丁(bīngdīng)前往替换，“在澎湖实行班兵制的200余年间，不时有铜山营兵往来于东山、澎湖之间。东山、澎湖都是铜山营兵的常驻地”。后来，清朝又准许年满四十而无子嗣的班兵可以(kěyǐ)带家眷(jiājuàn)随军，允许班兵就地娶亲。这样，许多退役班兵也与家眷一起在澎湖定居。 戍(shù)台班兵来自福建各地，籍贯以铜山、泉州晋江、南安、惠安和福州居多。日据初期，澎湖(pēnghú)妈宫市区自称“铜山人”的居民就有140户共计770人，占(zhàn)当地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。不论是在东山还是在澎湖，关帝均为铜山班兵及其家属精神(jīngshén)上的慰藉。 东山“帝祖” 台湾“恩主”。关帝崇拜由(yóu)福建过台湾，漳泉(zhāngquán)二地的民俗文化与台湾息息相通。江日升《公立关永茂碑记》记载(jìzǎi)东山乡民在迁界之后以关帝后裔为名，独立户名(hùmíng)造册(zàocè)一事。此时，关帝于东山民众已有“帝祖”之实。至今东山百姓凡乔迁新居或是子孙(zǐsūn)成婚自立门户，必由长辈舅父或内兄弟赠送“帝祖”神像并颂联一套，俗称“母舅联”，悬挂于大厅中堂，承传敬帝祀祖的家风，庇荫子孙后代平安吉利(jílì)、家业兴旺。 台湾的关帝有各种(gèzhǒng)称名，如协天(rúxiétiān)大帝、文衡圣帝、关圣帝君、翊汉(hàn)天尊、关帝爷、山西夫子、恩主公等，其中“恩主”的名称与“帝祖”一样，反映了儒家思想在信俗中的投射。 东山关帝庙(guāndìmiào)在关帝文化传播中的独特性，随着遥远的历史烽烟而来，走进了海峡两岸民众戍卫耕劳的日常(rìcháng)，东山流传的《龙船歌》至今(zhìjīn)还在传唱“三月上巳过(guò)清明，关公送嫂去寻兄，过了五关斩六将，又斩蔡阳入古城”。民俗(mínsú)与信俗的互动影响，使得东山关帝文化焕发出持久永恒的生命活力。 （作者单位：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(qūyù)研究中心）